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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追思，先生千古

北大放映電影《袁隆平》，送別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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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一生

為我國雜交水稻育種事業

傾盡心力

唯愿“禾下乘涼夢”

為天下搭一座無盡之糧倉

古時中國

將糧食集中儲存于特定城池區位

呼為“糧倉”

河南淮陽時莊遺址

有著“天下第一糧倉”的美譽

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口市文物考古所

聯合發掘的河南淮陽時莊遺址成功入選

讓我們走近時莊遺址

一探“天下第一糧倉”的奧秘……

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于日前揭曉，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口市文物考古所聯合發掘的河南淮陽時莊遺址成功入選。北大與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的精誠合作并非首次，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李伯謙教授就擔任了指揮工程的首席科學家，此后在河南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等等項目，都有北大人的身影。

雷興山老師在發掘現場為北大參觀的師生講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糧臺遺址、時莊遺址先后入選2019、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連續兩年由同一個教學科研團隊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同一個縣區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績，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北大同學在平糧臺遺址進行室內整理

在本次的時莊遺址發掘中，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新石器商周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的師生主要負責田野發掘和科技考古環節，部分研究生也參與了田野考古的工作。在考古人不懈的努力之下，河南這片中華文明的孕育之地上，“天下第一糧倉”的面貌逐漸浮現出來。

時莊遺址挖掘現場

古老遺跡下埋藏的驚喜

時莊遺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四通鎮時莊村，年代屬于龍山文化末期至岳石文化時期，距今有3700年以上的歷史。2019年4月，時莊村招商引資企業建設選址，與之相配合的考古勘探發現了這處遺址。考古隊隨之對其進行了大面積的發掘，2019~2020年共揭露發掘面積3600平方米，發現了一座集中存儲糧食的古代糧倉城。

時莊遺址位置

在時莊遺址的發掘區內共清理了各種倉儲類的遺跡29座，包括地上式和地面式兩種類型。其中，地上式建筑最為特別，數量也最多，建筑方式是以土坯壘砌成多個高于地表的“土墩”立柱，土墩直徑0.5~0.9米之間。其上鋪墊木板作為倉底，木板之上再以土坯磚圍砌一周形成倉壁，推測其上部應封頂。這類地上式建筑平均面積8~14平方米左右，體量不大。

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在河南杞縣鹿臺崗、偃師二里頭、偃師商城、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均有類似的發現，雖然多數考古學家傾向于認為是倉儲類的遺跡，但對其功能、性質的認定仍缺乏可靠的證據。此外，如此大規模的集中發現也尚屬首次。

地上式土坯立柱糧倉基礎部分

時莊糧城

田野考古中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判斷此類建筑遺跡的性質。顯然，僅僅依靠傳統的考古發掘***已經無法獨立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求助于現代科技。經過多年的探索，北大科技考古已經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學科理念，就是以田野為起點和考古問題為導向進行多學科的交叉工作模式。

田野中，任何一個遺跡都有建造、使用和廢棄的相應堆積，而在這種連續的堆積體上進行多學科的系列樣品取樣，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采用這種***，北大科技考古團隊分別獲取了殘留物分析、植硅體、碳化大植物遺存和土壤微結構分析樣品，通過細致的實驗室工作，成功在倉底的使用堆積中檢測到了相比其他部位顯著突出的黍素成分、粟黍植硅體和碳化大植物遺存，從而證實了此類建筑是存儲單一類的粟黍糧食作物的糧倉。

發掘現場取樣

而土壤微結構的觀察，更是在糧倉的底部發現了顯著的土壤和植被發育的證據，結合發掘現場觀察的堆積結構，證實了此類糧倉為土坯立柱架空的地上式建筑。

進一步與河海大學土木工程系合作完成土木工程實驗后，研究團隊還在糧倉的建造基礎堆積中區分出了兩種不同的隔水、防水層，完全符合現代糧倉建筑防潮隔水的工程技術要求。這些工作無疑確證了時莊遺址發現的特殊遺跡為史前的糧倉。

田野中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此集中的糧倉究竟是一處大型聚落的一個功能區，還是一個獨立的專一功能性聚落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擴大發掘面積，并開展更大范圍內的調查和勘探。果然，擴大發掘面積之后，在遺址所處的臺地上發現了兩周方形夯土圍墻。墻體寬2.6~3米，殘存高度0.5~1.3米。結合鉆探可知，兩城均為長方形，總面積2300平方米，城內糧倉之間為低洼的排水溝并通往南側的城門通道，而城的中間是一座唯一的具有居住功能的三連間土坯排房，應為糧倉管理人員居住。如此，一座結構完整、功能專一的“糧倉城”被全面揭露出來，而它周圍150平方公里范圍內的精密鉆探表明，還均勻分布著同時期的13處聚落，時莊糧城是一處專門為這些聚落提供儲糧服務的功能專一型的新型聚落。

本次時莊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不僅解決了兩大難題，中間也發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田野考古少不了艱難的探索，但也常常伴隨著意想不到的驚喜。在一次對糧倉底部土壤的切片分析中，大家發現土壤里有很多“小蟲子”。在現場參與工作的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張海老師見到了，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發現，或許可以證明糧食里有蟲子。為了弄清楚這些“蟲子”到底是什么，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參與了鑒別，最后才發現，原來這一條條像極了蟲子的東西，竟然并非蟲子，而是一種孢子囊。雖然最終結果并不符合最初的期待，但這個過程中又增長了新的知識，張海說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

疑似“小蟲子”的孢子囊

領先！北大科技考古大展身手

在本次的時莊遺址挖掘中，科技考古發揮了令人矚目的作用，所謂“科技考古”有多神秘？北大的科技考古又有何獨特之處呢？

本次時莊遺址挖掘的北大團隊負責人、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張海介紹，“科技考古”在現代考古學界有多種叫法，也有人稱其為“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但隨著二者的深度結合，科技在考古中已經不僅限于“應用”的層面，而內化為一種學科理念，“科技考古”與“傳統考古”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

進入新世紀后，北大更加重視科技考古方面的人才培養，張海自己就受益于新型的培養模式，2007年從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直博畢業后，他由學院派遣前往英國倫敦大學考古學院學習地理信息系統（GIS）與空間分析方面的知識，張海表示：“考古學要發展，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學科問題，也是怎么去培養人的問題。”

張海老師發掘現場取樣

在以往的考古研究中，對于樣品的分析依賴于***的科技人員，所以從事田野挖掘和從事檢測分析的實際上是“兩撥人”，由于對彼此***領域缺乏了解，工作中難免出現前后“兩張皮”的現象。如今，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聚集著一批具有交叉學科背景的學者，當地理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等遇上考古，碰撞出的思維火花是驚艷四座的，這為北大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持續生長的內在動力。

此次時莊遺址的“糧倉”性質的判定，很大程度取決于樣品中糧食的研究，而負責這項工作的鄧振華助理教授，正兼具考古學和植物學的復合知識背景，熟悉GIS技術的張海則負責了大區域的地質鉆探和田野考古數字化等工作。

地質考古勘探

學科交叉不僅出現在學院內部，作為綜合性大學，北大具有多學科的背景優勢，且各個學科均實力雄厚，這就為學科之間的融合交叉營造了有利氛圍，學生從本科階段起，就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接觸各學科的知識。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把考古學家轉變為科學家，張海認為，考古學本身是不產生純科學問題的，但需要大量借助科學的力量，因此熟悉相關的技術原理就會對考古工作的推進有極大幫助。

考古工作助力鄉村振興

“某處發現了新的遺址！”這個消息往往讓當地人喜憂參半，伴隨著考古發掘的進行，基礎建設工作往往就要暫停。但這次在時莊村，考古工作者和村支書、村民們一起，打破了舊有的刻板印象，考古與鄉村建設進行良性的互動，譜寫了以考古助力鄉村振興的新篇章。

時莊村支部書記時興榮對文物保護工作十分重視。2019年村里招商引資1.6億元建設一個農村秸稈綜合利用項目，他主動找到文物部門對擬建設的生產廠房用地進行文物考古勘探，時莊遺址就是在這次勘探中發現的。發現遺址以后，需要進行搶救性的發掘，時書記及時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做通了村民的工作，暫停了建設項目，首先進行考古發掘。發掘中，他還請考古隊給村民們普及文物知識，并專門在年度的“全村貢獻獎”中設置了文物發掘保護先進工作者稱號。

隨著發掘的深入，時莊遺址的重要價值逐步被揭示出來，同時考古隊發現，時莊遺址還有相當一部分的重要遺跡被占壓在現代村莊之下。于是，時興榮書記開始重新思考重要文物資源的價值和時莊村的未來發展問題，謀劃如何既做好文物保護，同時又能利用重要文物資源助力時莊村的“新農村建設”。他一方面積極與考古隊配合申報時莊遺址的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方面與時莊遺址保護規劃相結合，在充分考慮遺址的保護、展示和未來考古工作的同時，重新編制時莊村的村莊發展規劃，在遺址上建設一座博物館，充分利用時莊村的優質文物資源，將不可再生的文物資源與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的農村新型生態文明建設、經濟建設有效結合，推動時莊村經濟發展的轉型。

考古與地方建設的良性互動，在其他地方也都正在進行。比如，各地興建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模式，既能滿足市民的文化、休閑需求，又能為地方經濟作出貢獻，也增強了城市的文化底蘊，可謂是一舉多得。

泱泱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經歷了歲月的沖刷之后，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無數遺產。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國有766722處遺址，而同時我國又有大約69萬處村級行政單位，這就意味著平均每個村莊附近都有一處以上的遺址。今天，這些先民的遺產仍然與我們比鄰而居，它們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寶貴文化財富。當人們懷著***的心態和科學的態度，積極保護、合理開發利用文化遺產，統籌好文物保護和經濟發展，這些遺產將成為祖先贈給我們的最好的禮物。

時莊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糧食集中儲備的糧倉城邑，這也延伸出許多新的研究可能：中原地區旱作農業的發展水平如何？早期國家的糧食儲備、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賦稅制度是怎樣的？時莊遺址出土的多件文物，將為這些問題的解答提供絕佳實物材料。另外，時莊遺址發現的這種夯土圍垣結構，布局清晰，功能單一，是中原地區新出現的小型化、專門化聚落，是一種嶄新的聚落形態，是對聚落模式、聚落考古理論研究內容的擴充和深化。

時莊遺址糧倉遺存的年代相當于中原地區的“新砦期”階段，即文獻記載的“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的夏王朝早期，對我們在早期夏文化的研究中，深入認識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北大考古人的努力身影后，時莊遺址的發掘將為中華文明的探源事業再次添磚加瓦。

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北大參與的兩個項目入選；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北大參與發掘的時莊遺址又名列其中；更不必說越來越多的學子報考考古***，2021年三星堆再度展開發掘工作令全國人民矚目……在這一切背后，是時代發展、社會進步的大環境下，人們對于中華民族之根的追尋與關注。

用手鏟撥開千年迷霧，去田野探尋歷史謎底。用科學的手段探賾古史，以人文的筆觸刻寫文明。北大考古人在尋根與求真的道路上，初心不改，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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