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戲劇家曹禺先生與復旦大學有過多次交集：他的代表作《雷雨》的上海首演，是由復旦劇社擔綱的；另一部劇作《日出》的全國首演，其演職人員主要是復旦人；抗戰期間，他還到過重慶北碚復旦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

抗戰時期的曹禺

然而，關于曹禺與復旦交集的史料卻比較零散甚或稀缺，在一些權威的傳記和年譜中記載也不完整。因此，在汗牛充棟的曹禺研究資料中，去發現“曹禺與復旦”的歷史細節，是一件令人興奮而有意思的事情。

《雷雨》排演：請靳以頂替題字

1934年7月，曹禺的劇本《雷雨》在《文學季刊》上全文發表，引起熱烈反響。11月起，浙江上虞春暉中學學生會、濟南女子師范學校六一劇社等學校劇團，紛紛排演《雷雨》。1935年4月，留日學生戲劇團體“中華話劇同好會”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首演《雷雨》，立刻轟動日本。8月，天津市立師范學校孤松劇團排練并公演了《雷雨》。10月，由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天津新新戲院演出《雷雨》，曹禺親臨現場，并在后臺“親自為演員提詞”，演出圓滿成功……戲劇舞臺上“《雷雨》熱”持久不散，被茅盾先生譽為“海上驚雷雨”。

恰在此時（1935年9月），復旦劇社創辦人、正在山東大學任教的洪深先生從青島返滬。復旦劇社的同學去看望他，稱劇社想排演俄國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洪深推薦說：“有一個中國的《雷雨》很好，你們可以演。”于是，復旦劇社決定排演《雷雨》。

自當年10月起，《復旦大學校刊》在一個月內先后刊登了《〈雷雨〉的檢視》《戲劇與社會現實》《浪費的爭論》《并非〈浪費的爭論〉》等文章，對《雷雨》展開熱議。議論的過程，實際上也為復旦劇社公演《雷雨》做了預熱。其時，《校刊》還常在文末刊登《雷雨》演出預告：“請注意：公演日期及地點。”

復旦劇社演出《雷雨》廣告，刊于1936年1月10日《申報》

12月12日，復旦劇社在《申報》上刊登啟事：“敬啟者：敝社第十九次公演早經選定曹禺先生之《雷雨》，特請歐陽予倩先生導演排練，歷四月，茲定于本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假***路寧波同鄉會公演。特此奉聞。敬希光臨指導。”其時，復旦已擁有可供戲劇演出的復旦體育館，為什么還要選在***路演出《雷雨》呢？我估計，復旦體育館雖好，但在當年尚屬偏僻。***路位于市中心，選址這里，便于一炮打響。13日至15日，《雷雨》在寧波同鄉會正式公演，歐陽予倩導演，顧仲彝統籌，胡會忠飾周樸園、鳳子飾四鳳、程傳潔（后為黃蒂）飾魯侍萍、李麗蓮飾繁漪、顧得剛飾周萍、丁伯騮飾周沖……所有演員中，除李麗蓮為影劇明星外，絕大部分為復旦劇社學生，這是《雷雨》在上海的首演。

對于這次演出，扮演四鳳的鳳子體會很深：“誰也知道非職業劇團的難于導演，不過，歐陽先生是認真的，在排練的時候從來不給我們有一點疏忽，如果某一個演員在排練之時懈怠了他自己以致影響到整個空氣的話，他會正色地說：‘我不排了！’因此沒有一個演員敢于玩忽了他本分內的工作……”（封禾子《〈雷雨〉演出贅語》）正因如此，鳳子在演出中非常投入，幾次泣不成聲。鳳子的老師、中文系教授趙景深先生觀劇后給她寫信稱：“馥泉（指復旦教授汪馥泉——引者注）對我說，仲彝告訴他，后臺有演員真的哭了一點多鐘，大約就是說的你了。”（趙景深《〈雷雨〉的尾聲》）

這次上海首演獲得巨大成功。演出結束后，有記者采訪歐陽予倩，請他談談對復旦劇社的印象。他說：“復旦劇社是個純學生的組合，非職業劇團可比，因此我說這次上演《雷雨》的成績是不能算十分壞的。他們都很年青（輕），肯學習，肯虛心接受批評，他們的前途，是都很有希望的。”（一芹《〈雷雨〉在上海》，《益世報》1935年12月16日）歐陽予倩的這個說法，很快就成了現實：復旦劇社的不少學生，后來都成了***演員和導演。

不過，這次演出也有瑕疵，有人就對寧波同鄉會的場地不滿意：“最引為憾事的，就是劇場太不適宜，否則《雷雨》的演出上一定更有很好的效果。”（張嚴《觀〈雷雨〉后》，《復旦大學校刊》1935年12月16日）這大概就是后來《雷雨》改在新光大戲院演出的原因。1936年1月10日至12日，復旦劇社在新光獻演《雷雨》。《申報》刊登海報稱：“劇本是曾獲得一九三五年至高的評價，導演是中國舞臺技巧最精細的專家，演員是久經鍛煉的學校劇人，集成功的著作、成功的導演、成功的演員，完成這一時無兩的演出。”

應該說，《雷雨》在上海首演，是曹禺與復旦的第一次交集。據鳳子回憶，曹禺曾為此次演出題了字。但趙景深的記述略有不同，他說：“曹禺因為自己的字寫得不好，便請復旦的老同學靳以（章方敘）來冒名頂替，我被曹禺瞞過，回信給他說：‘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連字也像他。’”（趙景深《記曹禺》）

《日出》首演：不滿刪除第三幕

曹禺與復旦的再次交集，是《日出》的創作與首演。

《雷雨》大獲成功后，曹禺于1936年5月起開始創作《日出》。有人說，《日出》中的方達生，是以靳以先生為模特的。靳以是曹禺南開中學的好友，也是復旦商科畢業生。他在復旦讀書時，曾與“復旦皇后”陳鼎如戀愛。1932年畢業后，兩人分手（陳后來嫁給了一位銀行家）。為此，靳以一度痛不欲生。曹禺知道后，特地從天津趕到上海，安慰靳以。“我去找那個女的談，這個女的不愿意見我，把我拒之門外，對靳以也沒有任何表示，真是毫無辦法。我只好看著他痛苦，我也跟著痛苦。”（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第132頁）因此，曹禺在寫作《日出》時，自然很有可能將靳以的形象融入他筆下的角色中。

1936年冬，復旦劇社的鳳子、吳鐵翼等已經畢業，因為原來演出《雷雨》的熱情未減，他們自行組織了一個業余劇團“上海戲劇工作社”，作為復旦劇社的校友劇社。戲劇工作社首次排演的作品，就是曹禺的新作《日出》。1937年2月2日至5日，戲劇工作社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正式首演《日出》——這也是《日出》的全國首演。導演歐陽予倩，鳳子飾陳白露、丁伯騮飾方達生、吳鐵翼飾張喬治、高步霄飾福升、蘇菱飾小東西。

戲劇工作社首演《日出》廣告，刊于1937年2月1日《申報》

這次《日出》首演實際上是刪節版，歐陽予倩導演特地刪除了第三幕“妓院”。為什么要刪除第三幕呢？歐陽予倩認為全劇太長，而“這幕戲奇峰突起，演起來卻不容易與其他的三幕相調和……還有一層，南邊人裝北邊窯子不容易像”（歐陽予倩《〈日出〉的演出》）。而鳳子則解釋稱，“因為女演員本來不多，要排第三幕妓院一場有困難……導演歐陽予倩先生嘆說：‘我欣賞第三幕，劇社沒有女演員，導演怎么辦？’”（鳳子《重訪“一橋講堂”》）

然而，刪除第三幕，卻讓曹禺頗為不滿。曹禺曾由靳以陪同，特地到上海卡爾登大戲院觀看了《日出》首演，他晚年在一次訪談中回憶：“那時，我年輕氣盛，是不滿意歐陽予倩導演的《日出》……他們的《日出》，我看了，鳳子的演出是很好的，但是對于沒有第三幕，我是不滿意的。我說，這是把這部戲的心臟挖去了。老先生（指歐陽予倩——引者注）一定不滿意我，我是當面說了這句話。”（《曹禺訪談錄》第158、159頁）據說，歐陽予倩知道曹禺的不滿后，嘆道：“雖然不能承受這罪名，但是對作者真是有說不出的歉意，怎樣讓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鳳子《臺上·臺下》）

不過，到了晚年，曹禺還是坦言，雖然對拿掉第三幕有意見，“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對這次演出全盤否定。相反，我對他們的勇氣，對他們的演出是充滿感謝之情的……意見歸意見，感激歸感激。我不會忘記這些戲劇界的朋友們”。（《曹禺訪談錄》）

到復旦任教：叫座又叫好

1942年夏，正在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學校任教的曹禺，忽然辭去教職，到了重慶。據田本相、阿鷹編著的《曹禺年譜長編》記載：是年10月，曹禺“受聘復旦大學外文系”。不過，查閱復旦大學檔案館的聘書存根，我卻發現，曹禺（聘書上寫的是曹禺原名萬家寶）受聘于復旦，要早于1942年。

曹禺1938年3月受聘復旦中文系兼任教授聘根（復旦大學檔案館藏）

早在1938年3月，曹禺就已被復旦中文系聘為“兼任教授”，“每周授課叁小時，每小時薪金肆元”，聘書簽發者為代理校長錢永銘（錢新之）、副校長吳南軒。上述聘書存根，就可以解釋葉圣陶在當年3月27日寫信中提到的曹禺：“此君能干，誠懇，是一位好青年”“這個星期四，將往北碚復旦上課，曹禺也有課，約定同去……預定在那里上課之后，玩各處風景，在溫泉洗浴，松散一天，到星期六回來”。（葉圣陶《渝滬通信》）曹禺則記得：“1940年，我和葉老都在復旦大學教書。學校在北碚，我們住在外邊，經常兩個人碰到一起，在碼頭上等船，坐船去學校，這樣，我們就有機會在一起閑談。他確實有一種寬厚長者的風度，是非常容易接近的。”（《曹禺訪談錄》）

到了1942年8月，吳南軒校長又向曹禺簽發了新聘書：這一次，曹禺由“中文系兼任教授”轉為“外文系專任教授”，聘期一年（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每周授課九小時，每月薪金國幣四百元”。一年以后（1943年8月），章益校長也續簽了聘曹禺為“外文系專任教授”的聘書。因此，自1942年8月起，曹禺正式成為復旦“專任教授”。但我以為，曹禺在復旦的任教日期，應該從1938年3月算起。

曹禺1942年受聘復旦外文系專任教授聘根（復旦大學檔案館藏）

曹禺到復旦任專任教授，令其他學校學生羨慕不已。據說在幾年前，就傳出曹禺有意在上海暨南大學任課的消息，暨大甚至已排出了他授課的課程表，學生們為此奔走相告，“以為可以一瞻這位名震遐邇的戲劇家的豐采，可以親近地聽到他滔滔的宏論，有些學生是著了《雷雨》《日出》的迷，還聲言著，要曹先生詳細述說他的創作經過，或是‘表演’一番呢”。結果，曹禺并未成行，暨大學生深感失望，“而，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學生，卻幸運地得到了他……學生們都興奮百倍”。（《曹禺執教復旦》，1943年4月4日《東方日報》）

在復旦，曹禺主要教授“戲劇選讀”“英國文學史”“英文”三門課程，他的課深受歡迎。每次上課，教室內外擠滿了人，“聽的人多，要早占座位，去晚了要坐在地上，曹禺來時，要高抬腳，跨過一個又一個席地而坐的聽課學生，才能登上講臺”。（邵嘉陵《夏壩學人芬芳圃》）據1943年10月28日重慶《新華日報》所刊的“復旦瑣記”稱：“本期叫座最多的教授，計有方令孺先生的國文，萬家寶先生的英文……以及洪深先生的文學批評等課。”

抗戰時期北碚復旦大學宿舍（遠處為農場）(復旦大學檔案館藏)

關于曹禺的上課細節，當年的新聞系學生邵嘉陵先生在《夏壩學人芬芳圃》中有過一段精彩敘述：

如果說，洪深上課是黃鐘大呂，曹禺的課卻是玲瓏剔透了，他不像一般的老教師那樣：上了講臺，擺好課本，攤開資料，拿起粉筆，然后滔滔不絕地講開。曹禺卻是慢條斯理地，拿起講義獨白：“走向地獄的道路要早點鋪成”，說戲劇的序幕要鋪排得快。這是獨白，因為他邊講邊思忖，邊進入角色。這是說，他“目中無人”。他看見了地獄，并且痛苦地向前走，還要快走。他的演出開始了！

曹禺講課是標準的普通話，口齒清楚，娓娓動聽，就好像是看演出一樣，講什么人物，他就是什么人物。有時，他把對方提出的問題，說：“一個浪沖來”，極有詩意。

上曹禺老師的課，有輕松、細膩、透徹、愉***，非常溫暖，不覺得吃力，只覺得時間過得快，不想下課，也不覺得人多。一旦下了課，卻真有些累了。

曹禺是何時離任復旦的呢？有關傳記和年譜均未有答案。復旦檔案館收藏的一則“校長室致總務處、會計室、出納組的通知”稱：“文學院外國語文系專任教授萬家寶薪津、食米停發等因相應通知，即希查照。”落款為“卅三、四、八”，也就是說，1944年4月，復旦停發了曹禺薪資，可見其時他已不在復旦任教了。

曹禺先生晚年，與復旦仍有交集。1984年5月，原復旦話劇團演員、復旦中文系教師廖光霞訪問日本，在關西大學觀看了日本學生演出的《雷雨》。回滬后，她就將此次演出說明書寄給了曹禺，曹禺回函表示感謝；1986年4月22日下午，復旦外文系師生用英語演出《無事生非》，正在上海參加首屆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曹禺，興致勃勃地前往觀看。當他在謝希德校長陪同下步入相輝堂時，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曹禺先生新華社發

誰也不清楚，此情此景，是否勾起了曹禺對復旦往昔的溫情回憶……

欄目主編：黃瑋文字編輯：許云倩題圖來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題圖為復旦北碚夏壩教室

來源：作者：讀史老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