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包拯形象在文學和戲劇作品中更有魅力
史書記載，包拯是北宋時的政治家，官至樞密副使（協助皇上處理軍事的副職官員），在流傳下來的史料中，包拯的文學作品只有一首五言詩，其他文字主要是奏議與公文。包拯在我國知名度很高，可謂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不過，他的聲望更多體現于話本、舞臺和民間。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黃淮及京畿（開封附近）嚴重水患，此時的包拯因薦舉失誤被外放池州。歐陽修向仁宗皇帝舉薦包拯。當年年末，包拯即被任命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代理開封市長）。“權”者，代理也。歐陽修是包拯任職開封府的舉薦者，也是包拯履職開封府的繼任者。一年半后，嘉祐三年六月，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后，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展示了與包拯完全不同的施政風格。
嘉祐四年三月，時任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的包拯，一月之內彈劾了前后兩任三司使（三司使是北宋***的最高財政長官，三司者，指度支、戶部、鹽鐵），直斥張方平“乘勢賤買所監(jiān)臨富民邸舍”，宋祁“在益部（今成都）多游宴”，兩人都因包拯的彈劾而去職。包拯彈劾之所以成功，并非張、宋二人犯了什么原則性或政治性錯誤，而是仁宗皇帝重視臺諫作用、容許批評朝政的緣故。
這張方平是什么人呢？張方平歷仁、英、神三朝，官至宰相，北宋政治家與文學家。他在平西夏、使契丹、定南詔、穩(wěn)稅制、反特權、舉賢才等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卓有建樹。宋神宗贊賞他的奏折，“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宰相富弼熬夜閱讀張方平關于汴河治理與國家兵制之于首都安危的奏折，嘆服：“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
宋祁也非等閑之輩。他不僅是《新唐書》的主要撰稿人，也以詩詞揚名于世。由于包拯的彈劾，致使宋祁仕途坎坷，時人多有抱怨。宋人筆記載，“言者（包拯）又論蜀人（宋祁）不安其奢侈，遂止為鄭州，望國門不得入，……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于其（宋祁）祠者數千人。”
不管這兩個歷史人物曾經創(chuàng)造了什么豐功偉績，畢竟犯過錯誤或有失檢點。時人對此頗有異議，只是認為包拯小題大做、求全責備而已。
兩位三司使“下課”，皇上竟任命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喧然”。想一想也很正常，三司使是掌管全國財政的肥缺，人們顯然在懷疑，包拯打擊同僚是為了取而代之。
“外議喧然”之下，歐陽修看不下去了，立刻上章彈劾包拯——包拯的舉薦者變成了包拯的彈劾者。歐陽修不愧為著名的政治家與文學家，這篇題為《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的奏折，說理委婉，論述理性，既維護了仁宗皇帝的威望，又照顧了包拯的臉面，具有直指人心的思想力量。歐陽修敘述了包拯彈劾兩任三司使然后取而代之的過程，不無疑慮地指出：“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
“蹊田奪牛”是一則典故：“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牽牛人路經他人田地造成踩踏，田地主人不僅責罰了牽牛人，還要把人家的牛據為己有，是不是太過了？歐陽修通達地指出：“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這既是對皇帝的建言，也是對包拯的勸諭。包拯擔任三司使，的確讓人浮想聯翩，“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包拯盡可問心無愧，然而，“蹊田奪牛”的事實，如何能夠脫去瓜田李下“整冠納履”的嫌疑？如此顯然的“嫌疑之跡，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
皇權時代，不存在暢所欲言的制度設計，朝臣的言論空間完全取決于皇上的胸懷與度量，而宋仁宗正是一位可與唐太宗并稱的“好脾氣”。歐陽修對諫官制度寄望過高，因此，他認為，仁宗一朝，“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加強對官員權力的監(jiān)督，這本來是一項進步的政治措施，但這些諫官在公堂之上，占據道德高地，以公道自命，以正義自居，對朝廷官員橫加挑剔，當然就會損害這些諫官的聲譽，同時也背離了諫官制度的初衷。
“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換句話說，諫官對其他官員的指控與彈劾，只有擺脫了任何利益嫌疑與利益聯想，才能真正樹立諫官的威信。“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此之為患，豈謂小哉！”歐陽修對包拯開這樣的口子，不免憂心忡忡，不僅使包拯的品行減分，而且會給諫官制度造成漏洞。他建議朝廷“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跡，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jié)，不勝幸甚。”
包拯一生彈劾他人多矣，今遭他人彈劾，也算一則政壇奇聞。其實，包拯不僅知道他出任三司使所引發(fā)的“外議喧然”，他也清楚歐陽修對他擔任這一職務提出的異議。然而，除了閉門不出，坐等裁處之外，他沒有采取任何或婉拒或辭職以避嫌的行動。這與他七年前（皇祐四年），預感自己失去皇上信任，而決絕地連續(xù)七次上書要求辭職外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此后，朝廷并未取消對包拯的這一任命，幾個月后，風波逐漸平息，包拯才正式履職，又過一年（嘉祐六年）的四月八日朝廷才正式為他取消了“權”字，正式任命為三司使。不久，朝廷又任命包拯為樞密副使。
包拯對三司使取而代之、如愿以償之后，功過如何，歷史記述不盡一致。元人修纂的《宋史》只列出了包拯的兩條政績，宋人修纂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則列出了包拯的兩條負面信息……
戲劇和小說中的包公形象，都是以開封府為活動舞臺的。其實，包公在北宋政壇上有影響的政績，大多創(chuàng)造于諫官任上，并非出于開封府。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也就是包拯正式擔任三司使剛滿一年，即病逝于樞密副使任上，享年63歲。
